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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的温度》第十一章:无用的大学教育

2019-10-03 11:45

十一月份的时候,北京进入了冬天。

十九岁那年暮夏,我离开广东梅州,坐着火车一路北行。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在某种程度上,我很享受此次离家。从小到大,父母的心思全在哥哥身上,我是一个计划之外的人。离家正好可以去呼吸没有歧视的空气。

可能身体在南方积攒了近二十年的热量,足以抵抗一般的寒冷。七、八度的温度对于我来说,好像不那么冷。北方的同学穿上秋裤的时候,我还穿着拖鞋去室外。比如到小卖部买多纳高(一款夹心面包),拎着暖壶到锅炉房打热水。走在路上,引人侧目的概率比努尔娜古丽的回头概率还高。

半夜的时候,我喉咙干渴,浑身发烫要冒出烟来,于是起来喝水。火车发出的声音从哐当变成了哐当哐当,它上了一座铁桥。我掀开窗帘,透过车厢玻璃窗户往外看,看见了皎洁月光下奔腾的长江。

锅炉房的老大爷见多识广,问我:“小伙子,两广人?”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孤独就是,灵魂飘动到月亮上隔着玻璃看着火车上的自己,看着自己抬起头,用眼神和我说话:“嘿,我,这要去哪里?”

我答:“是的,广东人。”

我要去的地方叫北京,朝阳,惠新东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老大爷点点头,铿锵有力地说:“像!”

从南门走进校园的时候,我急着寻找报到处,以至于忽略了周围的景色。红色的求索楼、绿色的大草坪、白色的主楼,这些以后我经常梦回的地点,一概无视。

我忍不住好奇,问:“大爷,为什么?”

报到后,师兄把我领到了宿舍,男生宿舍一号楼中201。门是开着的,一进去,我见到了梁夏。

“你们广东人,天生不怕冷。我守锅炉房二十几年了,见过不知多少个大冬天不穿鞋的两广学生。尤其以广东人居多,还有一些海南人。”

“你好同学,我叫骆页,广东梅州人。”

“嘿嘿。北京的天气是干冷,我不太觉得冷。另外,走短路穿鞋,回去又要换鞋,嫌麻烦。”

“里吼(你好)!”梁夏用港味粤语和我打招呼,然后介绍了自己:梁夏,十九岁,乌鲁木齐人,喜爱粤语歌,长期自学粤语。他一直期待见到一个广东人,实际操练一下自学成果。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这天,他如愿了:遇到一个活的广东人。

“火气旺。”老大爷竖起大拇指。

他很兴奋,用粤语流利地问我话,内容是过去的十九年,我大概是怎样度过的。我不知怎么概括,于是默不作声。他有点尴尬,于是转变了话题,介绍起自己过去的十九年:一个军人的第三代、商人的第二代,父母疼爱,老师重视,成绩一直不错。十六岁那年,独自驾车穿越沙漠,在车上听到香港Beyond乐队的歌,惊住了,感觉穿越到了上辈子,自己是个讲鸟语的广东人。从此,疯狂听歌学习粤语,喜欢Beyond、许冠杰、陈百强等香港明星。

老大爷的话说中了我的现状,精力充沛又无所事事。

我用普通话说:“嗯,这几个歌星我都喜欢。我最喜欢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

梁夏在月初急匆匆抛下一句“上课替我答到”的话就消失了,大半月没见回来。老袁他们呢,定时上课,定时上晚自习,保留着高中的学习惯性。

他瞪着眼睛问我,为什么不说粤语。

我不想上上午的课,起床后,赖在上铺床上看一会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或者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赖到中午时候,勉强从上铺床下来,坐一会,呆一会,观察一下宿舍是否有人在。多半没人在,那个时候,同学一般在下课前往去饭堂吃饭的途中。

我说,我是客家人,不说粤语。梁夏除了听粤语歌,从未了解新疆之外很远方的广东,除了粤语,还有客家话、潮汕话两种方言。他满脸的失望,眼睛睁大,眸子视线与我的视线直线汇合相对。

我肩膀上搭一条毛巾,手上拿着插有牙刷的杯子,趿拉着拖鞋走出宿舍,不紧不慢走进水房。刷完牙洗完脸,在水房门口,我多半会碰见帮我打包午饭的老袁。老袁十次有九次会骂我“懒鬼”,可第二天照样帮我打包午饭。

我想,除了失望,他还有不解,广东人不讲广东话的现实悖论不是一个未到过广东的人可以马上理解的。

一天中午,两人一起吃着盒饭,老袁问我为什么不上课。我说,上了一个月的课,没有发现大学课程比高中课程有什么不同,无非是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前加个大学字样,老师讲课和高中老师一样死板。老袁劝我多少上一下课。

相对无言。在安静的尴尬中,我找到自己床位,放好行李,躺了上去。

“我倒不是在乎每次课前要替你和梁夏两个人答到,而是咱们都交了学费,不听课岂不是亏了?”他说这话时饭盒刚被他打开,热气熏得眼镜起了一层白雾,像极了爱说教的老学究。

半晌,耳边响起梁夏的声音:“没嘢啦(没事啦)。走,一起去食饭(吃饭)。”

“上课纯属浪费时间。考试呢,考前突击一下应该就可以应付。我还不如看看喜欢的书。”我说,“呵,你今天给我打的红烧鸡块挺好吃。”

我,一个广东人,讲着普通话,梁夏,一个新疆人,讲着粤语,在北京相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号楼中201仿佛变幻为周星驰电影某个场景片场。

“语数英那些必修课确实很枯燥,不过有一些选修课很不错。比如,刘欢老师的‘西方音乐史’。”老袁摘下眼镜,卷起上衣下沿一角包住眼镜镜片,拭去雾珠后再戴上。

梁夏的粤语腔调有点奇怪,我忍俊不禁,起身大笑:“喂,你能不能不讲粤语,你就‘你好’发音准,其他的腔调很逗笑呃。”

“刘欢?唱歌那个刘欢?”我有点惊讶。

“哈哈,那你教我啊。”梁夏向我伸出右手,手掌张开。

“是啊。他是我们学校老师,我们可以选修他的课程‘西方音乐史’。长长见识总是好的。”老袁说。

“我是客家人,平常不说粤语,不过你要是想练习,我可以用带客家口音的粤语和你对话。”

“对哦。应该会很有意思。什么时候?”我问。

“成交,反正是广东话就成。”梁夏手还在伸着。

“刚开课,共十个课时,下周三晚上八点第一节课。”老袁说。

我伸出右手,紧紧握住梁夏的手。

“太好了!到时一起去?”

“喂,你打飞机是左手还是右手?”梁夏问。

“好啊。叫上梁夏就最好了。他和你有没有联系?”老袁喟然叹息,把筷子插进饭里,把手交叉在胸前。

“左手。”我说。

“没有。他好像是去旅行了。”我说。

“我也是左手。”梁夏视线落在我们还在紧握的右手上,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一口的大白牙。

“你打他家里电话问问情况。”老袁说。

我握住他右手的右手加了把劲,学周星驰的笑声笑了起来。梁夏随即同样笑出声。

“问什么?万一梁夏没和家里说出去玩的事,打电话过去岂不是露陷了。”

我想,喜欢上梁夏就是在那一刻:

“对哦。但我不放心他,不上课期末考试怎么办?”老袁是个爱操心的人。

一个孤身的人,遇到来自不同世界的另一个自己。

“行啦你。梁夏那么大人了自己有主意,你别当人家长。”我说。

一个和我一样的左撇子,用干净的右手和人相握。

“你们两个人,忒不珍惜学习的机会。喂,你去找找努尔娜古丽问问情况。”

一个会说我所熟悉语言(粤语)的人,虽然腔调奇怪。(我不说粤语,但粤语对于我是一个比较熟悉的语言,在家打开电视,大半都是广州和香港的电视频道。在异乡遇到说粤语的新疆人,生活以其特有的诡异缓解了我的孤独。)

“我又没人家电话,怎么找?”

除了喜欢,我对梁夏也有佩服。我作为一个广东人,母语客家话和粤语有共通之处,但依旧说不好粤语。而梁夏是一个西北人,母语和粤语差距特别大,粤语对于他来说,无异于外语,三年时间里通过听歌达到流利的程度实属不易(除了腔调,梁夏的粤语表达流畅)。

“直接到学校找啊!”

其实,我连母语客家话都说不好。我是父母超生的孩子,在农村和爷爷、奶奶一直生活到十三岁。中学来到父母所在的梅州市区,发现了自己的不同——我所说的客家话带着和周围人不一样的乡下口音。同学说着和我不一样的客家话便算了,家人说的也和我说的不一样,这给我带来了深深的不自信以及自我封闭。每天被标准的客家话所环绕,我觉得自己很多余。

“我又不知道她住在哪栋哪间?”

小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强,我很快学会了说无乡下口音的客家话,但心里的自卑一直未祛除。和同学聊天时,如果他(她)注视我多一会,我就担心自己是否不小心说出了乡下口音。

“问啊!你的高中同学不是在北服吗?”

“你们广东好复杂啊,什么粤语、客家话,又什么乡下口音客家话、标准客家话。”作为北方人的梁夏,大脑一时处理不了我话里的信息,把嘴巴张得很大,“我就很简单,我的长辈是援疆的北京人,我从小到大只说普通话。对,还学会了粤语”

“好吧。我服了你,我有空问问。”

“你很好啊。”我由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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