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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

2020-03-23 17:00

【编者按】  中国的新世界主义立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价值承诺,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公正与合作共赢的后霸权世界秩序。“天下”观念蕴含着卓越的智慧与理想,对转变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想象具有丰富的启示。但本文认为,传统的天下观也需要正视其历史衰落的命运及其教训,经由创造性的转化,克服其华夏中心主义的局限,进而发展为新的世界主义,这是天下理想在当代获得复兴最可期许的希望。新世界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包含文化遭遇论的视野,跨文化建构的普遍主义规范,以及一个“共建的世界”的全球想象。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5年8月刊,原题《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 》,《学术月刊》微信公号:academicmonthly。囿于技术原因,删去原有注释,敬请读者谅解。

“并购大案一件接一件,件件都引人注目!”“严冬时代,企业更要抱团取暖!”10月15~18日,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主办的第十六届全国农药交流会暨农化产品展览会在上海召开,并购重组成为参会代表热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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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会长孙叔宝表示,当前农药行业面临着政策收紧、安全环保压力加大、产能过剩等问题,并购重组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还是帮助企业做强做大的重要手段。

利马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让中国的统治者意识到存在着一个比原先想象的更广大的世界。

新世纪以来,世界农化行业基本确立了巴斯夫、先正达、拜耳、杜邦、孟山都、陶氏六巨头的市场格局。2015年6家跨国公司接连宣布实施并购战略,受此影响,业内预测,未来全球农药行业将呈现欧洲、美国、中国三足鼎立的新局面,其中欧洲的农化业务年销售额有望达到266亿美元,远超行业的其他企业。

  一种侵蚀民族情感的世界主义倾向,是与德国的民族性不可分割的。人们可能必须失掉他们的德国性,为的是找到他们的德国性。

如何与并购之后业务协同性更强、研发实力雄厚的农化巨头同场竞争,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建议,农药企业在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应密切关注“十三五”石油化工行业重点部署、全球三大并购案、发达国家登记、农药残留限制新规定等最新动向。

——托马斯·曼(《一个不问政治者的反思》)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陈友权、农业部药检所所长周普国认为,农业供给侧改革对农药企业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杀虫剂产品偏多,而特殊用途的杀菌剂、除草剂产品偏少,这些行业短板亟待克服。

  中国的迅速崛起是21世纪举世注目的现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在全球政治、安全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外交与国际事务领域中的努力,既别开生面也面临困难,而国际舆论对中国日益剧增的影响力,既有乐观的期待也有疑虑和担忧。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尚未完成的历史进程,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入探索的重大问题,要求中国学者突破传统的概念与理论框架,在世界政治的研究中寻求理论创新。  在过去几年中,“大观学术群组”的学者紧密合作,展开了关于世界政治的多方位研究。在这一群体的激励与启发下,本文作者开始探索发展中国学派的新世界主义理论的可能。我们的研究旨在对中国崛起的世界性影响提出系统性的学说与论证,阐明中国发展对塑造世界秩序的巨大潜力与文明意义,并诉诸一种明确的价值立场:中国应当为人类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其理想目标不是重建往昔的“中华帝国”,也不是在霸权轮替的角逐中跻身新的“霸主”之列,而是在根本上改变霸权结构本身,最终促进人类走向公正与和平的“后霸权世界秩序”(post-hegemonic world order)。新世界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为后霸权的世界秩序奠定理论基础。在方法上,我们的研究注重发掘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论潜力,同时深度介入与西方学术传统和前沿发展的对话,以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变”,为塑造未来的新世界秩序做出理论贡献。  本文的主旨是初步勾勒中国新世界主义论述的轮廓框架,通过发掘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的智慧与理想,并借鉴西方学术界相关前沿研究,阐明新世界主义的主要理论特征,试图在中西思想的对话中重建一种新的全球想象。本文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首先,我们将考察天下观的历史衰落及其当代复兴的困难与潜力,解释现代性冲击下华夏中心主义的破灭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世界图景的转变和民族意识的兴起,认为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理想虽一度受挫,却有可能在当代条件下以新的形态复兴。第二,我们通过对文明中心论的批判,讨论天下理想转向新世界主义的必要性,并借鉴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性”视角,来阐释新世界主义所强调的“文化遭遇”的视野,及其对理解文化转变的重要性。第三,新世界主义的核心论题是,为后霸权的世界秩序奠定一种跨文化的普遍主义规范基础,通过对“和而不同”“华夷之辨”和“求同存异”等观念的再阐释,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对构想跨文化普遍主义的重要启发意义。最后,本文在结语中辨析全球化时代文化遭遇的特征,由此阐明将“一个共建的世界”作为新的全球想象的必要性,并思考中国崛起对重建世界秩序的可能前景。一、天下观的历史衰落与当代复兴的难题

据了解,展会期间还举办“作物保护国际论坛”“市场采购与服务论坛”“农药工业高峰论坛”等多场活动。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许多中国学者努力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体现中国自身的立场和观念,积极发掘传统文化思想的当代意义。关于“天下观”的讨论近年来成为一个焦点议题,其中赵汀阳对“天下体系”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他将“天下”视为中国独特的世界观念,论证它比西方以民族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为核心的世界观念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在道德意义上也是最为优越的世界观念的范式。赵汀阳的论述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相当热烈的回应,其中有尖锐的批评,也有同情的理解。此后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持续展开,比如许纪霖提出“新天下主义”的论述,主张对传统天下主义进行“去中心”和“去等级化”的扬弃,在人类共享的普遍文明基础上寻求新的普遍性。任晓则通过观念与历史的梳理,将天下思想理解为“中国的世界主义”,并阐释了其主要特征。论者对“天下”这一概念的界定与理解未必完全一致,但大多同意,天下思想是中华文明最为悠久的思想传统之一。在观念意义上,天下体现了一种开放、和平、包容他者、兼容并蓄的卓越理想;在实践中,天下秩序擅长于安置、吸纳、收编和同化“外部”,将外部纳入华夏文明结构之内,或吸收融合,或置于华夷之辨的差异而一体化的秩序格局中,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生机所在。  然而,天下观作为思想资源所富有的启发性,并不意味着在当代条件下寻求天下理想的复兴具有现实可能。一个明显的难题在于,天下思想不只对于西方世界是陌生异己的,对于当代中国人也是相当隔膜的。在今天中国人的世界想象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并不是“天下”而是“民族国家”,甚至还存在着某些不可忽视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伸张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鄙薄人类价值的共同性,渴望以新兴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对抗并最终取代西方大国的霸主地位。在这种论述中,“天下复兴”并非指向和平崛起与合作共赢的目标,而是期望再造一个具有扩张性的“中华帝国”。这也很容易被“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所利用。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思想传统的天下观念,如果不能彰显为当今中国人自己的生机勃勃的“活的传统”,那么无论“在义理上”对它赋予多么理想化的哲学阐释,它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大可置疑的,对于重建未来世界秩序的作用和意义也将相当渺茫。在此,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传统中国的天下理想——坚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等卓越的理念,深具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精神——已经被强势的民族主义意识所压倒,甚至时而被排外主义、敌视他者以及复仇主义的情绪所劫持。那种经由“理想化重构”的天下主义几乎缺乏与之对应的实践形态。实际上,正是天下观“衰落”的事实才构成了探讨其“复兴”的前提。因此,在对天下思想可能产生的巨大贡献展开热烈的憧憬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传统的天下理想为什么会在现代中国衰落?  对此,一个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是:这是近代以来西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入侵造成的。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也瓦解了“天下”这一中国的世界想象。这个解释当然包含着真相,但仍然有一个未解之谜: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西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强大的入侵者(就占领的幅员广度而言),为什么在元朝和清朝的“异族”统治下,中国文明仍然能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天下想象与华夷之辨仍然能支持中国人的自我理解和世界想象?而到了晚清,西方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却是如此深刻与久远,以至于被视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晚清的一些洋务派儒士当时就提出了一种见解:现代西方是一个全新的“外来者”,它不是以往为华夏所熟知的“蛮夷”,而是另一种不同的文明,并且是天下秩序难以同化的文明。郭嵩焘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出访欧洲的见闻中体会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欧洲民族“具有本末”。他甚至痛心疾首地哀叹:“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佛罗德斯汉姆(J. D. Frodsham)评论道,郭嵩焘的观点“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涵义,因为它断言,存在着一种与中国在道德上相当的文明,由此完全颠覆了中国文明优越的主张……赞赏西方文明的根基,就敲响了儒家世界秩序的丧钟”。  由此而见,天下体系的包容性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依赖于以华夏为中心的文明差异秩序,其中有核心与边缘,有远近尊卑的等级,却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的“外部”。“天下无外”(All Under Heaven),应当无所不包,一旦出现了足以在文明意义上与华夏中心相对峙的外部,“天就塌了”。对传统中国而言,近代西方文明恰恰作为一个真正的外部闯入了中国,导致了天下观的崩溃,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深层含义。此后,中国进入了被西方列强主导的“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秩序”,被迫接受这个秩序的界定和改造。白鲁恂(Lucian Pye)有一句名言:“中国不只是民族家园中的又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但历经了一个半世纪的“伪装”,或许就弄假成真了,中国似乎已经转变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忘记了自己曾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天下文明。或者,虽然仍然记得,但我们必须抛弃那个前现代的天下乌托邦,因为无论天下理想多么美好,首先需要一个承载道统的“肉身”,必须立足于一个强健的国家。在由“民族间的政治”(摩根索名著的标题)所确立的国际秩序中,放弃或弱化民族国家的立足点就等于自废武功,若“人为刀俎”的规则不变,则“我为鱼肉”的忧患挥之不去。  近代以来,中国深切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霸道”,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华夏文明被迫穿上了民族国家的“紧身衣”,并开始学习现代化的“舞蹈”,试图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但也因此受到弱肉强食的霸道逻辑的深刻塑造。当今中国人的世界图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思想框架的制约,有时甚至比西方人更敏感于“国家利益”,更相信“实力政治”(realpolitik)。“以夷制夷”的现代化历史,似乎使中国人变得更像自己的对手而不是自己的祖先。倘若如此,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悖谬性的现实:中国越是崛起,国力越是强大,就越是远离天下主义的传统,就越是“非中国化”。如果被这种逻辑决定,中国崛起的前景至多是在旧有的世界霸权秩序中成为新的霸权者,而难以改变这个霸权秩序本身。  但是,从天下文明蜕变为民族国家,并不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全部故事,也并不是其最后的结局。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极富洞见地察觉到中国历史性变迁的复杂性。他并不像流行的阐释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简单地认定“儒家中国”衰落的“现代命运”,而是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的世界主义想象并未完全逝去,只是转化为另一种不同的形态。在他英年早逝之前的两年,列文森发表过一篇才华横溢却略嫌晦涩的文章《地方、民族与世界:中国认同的难题》,在其中他对近代中国的地方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相当复杂的分析思考。在文章的结尾,他格外纠结地写道:  在晚清和民国,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智识上将文人中国的自满嘲讽为某种令人窒息的和狭隘的东西。那些清朝的、帝国的世界主义者,变成了这个民国的、国族的地方人士。……总之(局部地),现代中国历史即是如此:这是一部运动的历史,从儒家的派系政治,转向一种新世界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 new world),一种依据阶级来构想的国际性政治。地方、民族与世界,依次而结合,全部都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地方性的、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关于“中国,Erbe, und Aufgabe”的视野:“中国,它的遗产和任务”。  在列文森看来,中国在遭遇西方的外部冲击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主义,并取代天下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政治想象。传统文人的世界主义在这种新的民族意识中“塌陷”为地方性,但现代中国的历史运动并没有完全收敛于民族主义,同时也生成了一种以阶级构想的“新世界的政治”。由此,民族意识对天下观的克服并不是在普遍主义意义上的退缩,而是超越那种被视为“地方性”的传统帝国的世界主义。中国复杂的现代思想发展,在根本上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辩证运动,民族主义完全可能是一种转变的阶段,由此开启了“新世界的政治”,成为重建普遍性之升华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并没有彻底断裂,没有简单地放弃普遍性或被迫收缩为地方性,而是在应对强大外部的处境中寻找重振天下的道路。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并不完全受制于民族国家的思想框架,“世界革命”的理想与“三个世界理论”都蕴涵着明显的世界主义品格。当然,在“文革”结束之后,尤其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世界革命的政治想象(“新世界的政治”)再度受到严重的挫折而隐退。改革时代的当务之急(硬道理)是发展,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因此在中国人的世界想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这一阶段性的历史目标并不能穷尽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空间,也不意味着“寻求富强”将注定成为“中国,它的遗产和任务”的全部可能。幸运的是,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学习中,中国已经成为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开启了新的历史契机,有可能缓解民族主义意识的紧迫感,使我们更为从容地反思民族国家思维的局限性,重新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内涵,并开掘其在当代条件下重建全球想象的理论潜力。二、新世界主义的转向与文化遭遇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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