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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报特稿】“纪念史绍熙诞辰100周年”专版

2020-04-29 07:52

  真知灼见 历久弥新

  编者按:  盛宣怀一生“做高官做大事”,成就显赫,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贡献巨大,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至少“11个第一”。他生于1844年,江苏武进人,1916年逝世;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曾任清政府邮传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创办中国电报总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等近代重要实业,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和各层次教育均有的南洋公学,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肇始。盛宣怀1892 ~ 1896年担任天津海关道,1895~1896年兼任北洋大学堂第一任督办。

  ——史绍熙办学思想简述

  今年是盛宣怀逝世100周年。天津大学作为他创办的北洋大学继任者,我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特出版专版纪念这一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推进者、中国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和我校的奠基者和先贤,旨在重温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我校创办的历程,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永远铭记那些为国家和学校作出巨大贡献的先驱者。

  □ 天津大学原校长 吴詠诗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父

  史绍熙校长自1951年起在天津大学就职,历任天津大学内燃机教研室主任、动力工程系主任、天津内燃机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热物理系主任、热能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其办学思想,并勇担历史重任,贯彻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方针,在校内组织实行了一系列教育措施。历史证明,他的思想不惧时间火炼,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纪念盛宣怀逝世100周年

  严谨治学   严格教学要求

  □ 喧天

  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校风优良,人才辈出,以“双严治教”著称,即:“教师治学严谨,对学生教学要求严格。”史绍熙校长毕业于此,深承其风。

  今年4月27日,是盛宣怀逝世100周年。

  为改善“文革”拨乱反正不久后学校教学秩序松弛的状况,史校长于1982年把“双严治教”规定为天津大学治学方针和校风,卓有成效。1999年,天津大学本科教学工作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水平,充分证明其办学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盛宣怀生于1844年,卒于1916年。他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臣,先后担任清政府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太常寺少卿等官职,享有专折奏事权,官衔一品。洋务实业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企业部门全在他的掌控之下,被称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论及盛宣怀的业绩,唐文治曾给予了深刻的评价:“当世论公(盛宣怀)政绩者,曰轮船、铁路、邮电,而公实以学校作根砥。”

  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1895年,在担任天津海关道时,盛宣怀以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蓝本,规划和创办了北洋大学堂,1896年在上海任职期间又创办了南洋公学。盛宣怀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和奠基人”,后人尊称其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父”。

  天津大学在其前身北洋大学时期有理、工2个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调出了理科,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到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重点工科高校已普遍感到单办工科弊端明显。史绍熙指出,理工分校、文理分家不利于学生发展及现代化建设,而“综合化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显著趋势”。

以世界一流为标准 为大学继起者归式

  于是,他在天津大学率先改革了学科设置,先后建立了数、理、力、化等理科学系,外、文、社科等文科学系;并使管理工程学系发展成为管理学院,使天津大学迅速向以工科为主,兼有理、文、管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转型,促进了学校后来的顺利发展。

  盛宣怀在创建北洋大学堂的《请奏设立本校章程禀》中,多次重复了同一内容:“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头等学堂“现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二等学堂“现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后由各省会推而至于各郡县,由各通商口岸推而至于各镇市,官绅商富皆可仿照集资开办,轻而易举。”由此可见,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的目的就是为新式教育做出榜样,进而推动新式教育在中国的普及,实现“兴学强国”的目的。在当时“中学为体”的清末,盛宣怀思想之开放、目光之长远、实践之魄力、抱负之远大无人能及。

  教学 科研 生产的一体化

  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为后人做出了怎样的“规式”呢?

  史绍熙校长认为“教学、科研、生产的一体化”在加速人才培养、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必将产生巨大作用,故积极倡导天津大学开展产、学、研结合。天津大学先后和十几个省市、几十个企业部门建立了产、学、研的合作关系,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其成果也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发展。

  首先是按照世界一流的教育模式创建中国的新式教育。盛宣怀所办的最主要的两所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其总教习丁家立、福开森均聘自美国。“学堂开创时,丁家立所设计的学科和修业年限,是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为蓝本的”。对于办学模式和学监的人选,反映了盛宣怀办学时以欧美特别是以美国一流大学为仿照对象,这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兴起的学习日本的风潮不同。

  10余年来,各种形式产、学、研的结合在国内蓬勃发展,近年出现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更是这一发展的高级形式,这证明了史校长的远见卓识。

  盛宣怀借鉴哈佛、耶鲁的模式对北洋大学堂进行了全面规划和安排:首先在教学机构的设置方面,学堂分头等和二等,相当于美国大学的本科和预科。头等设4个班,二等也设4个班,“每班30名,递年工夫长进,升至头班头等。”头等学堂的学生主要学习理工方面的知识,公共课主要有“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诸学”。除公共课外,头等学堂分成“律例、矿务、制造、工程”4个学门,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学制也采用欧美通行做法,定为4年:第一年为通习科目,课程有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化学、万国公法、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等;从第二年开始,分为专业分科学习,即工程学、电学、矿物学、机器学和律例学。学校所需的图书、标本、仪器、实验器材等都尽量从美国购置。仅西方杂志一项,自创办初期,就经常保持有100余种,且均为世界理工权威学术期刊,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盛宣怀在规划章程中明确指出:“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学堂在创建之时就制定了留美计划,“至第四年头等头班30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学堂在筹建计划的经费预算中就已经为出国留学准备了资金,“积存生息,以备4年后挑选学生出洋川资经费”。1901年,盛宣怀通过南洋公学资送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毕业生赴美,入美国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学校深造,这是我国第一批大学本科出国留学生;同时委任丁家立兼任北洋大学堂“留美学堂监督”。丁家立多次带领北洋毕业生赴美留学。1901年至1907年,我国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100余人,其中北洋大学堂就占有半数以上。

  史绍熙校长主张我国高等教育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他在几年内使天津大学先后与30多个国家进行了国际交往,并与国外10余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使我校大受裨益。同时,他也强调了高等教育要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点上。

  在北洋大学堂办学时,有人提出将60名学生分别改学法、德、日三国文字时,遭到盛宣怀的断然拒绝,他称此举是“为小失大,弊莫甚焉”!1899年,采矿专家、身为美国总统的胡佛来到中国,曾在北洋大学堂演讲数次。

  如今,我国进入WTO,教育将国际化,更应明确该观点,立足实际、博采众长,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谈到为什么要向美国学习,他在1903年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函中,曾说到对学习日本和学习欧美孰优孰劣的认识:“论者谓取材日本或较泰西为易,不知求东文普通亦须二三年,且通商不止一国,何如竞讲西文西学更为直接。”这番议论表达了盛宣怀倡导学习欧美更为直接的判断和倾向。今天,我们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回顾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的认识与实践,不能不佩服他思想的睿智和目光的深远。

  主张大学生开展勤工俭学

  盛宣怀虽然以美国大学为蓝本建立中国的大学,但是他在制度安排上却坚持了中国特色。有别于教会建立的大学之办学权、管辖权在外国,北洋大学、南洋公学的办学权、管辖权均在中国政府。盛宣怀在申请成立北洋大学堂时创造了“先有典章,后建大学”的中国大学的申报程序。

  随着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行,1984年,天津大学的学生们展开了一系列勤工俭学活动,史校长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学生自发兴起的勤工俭学活动顺应了教育改革的潮流,是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在其引导和支持下,我校学生的科技服务活动蓬勃开展。

  在建立大学的程序上,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起草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上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由王文韶再拟成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呈光绪皇帝,由光绪皇帝批准建立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成立是经过清政府批准的,其办学章程是经过政府严格审核的。这一程序成为“继起者”申请建立大学的“规式”。其后我国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都是如此。

  时至今日,这一办学思想仍生命力旺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进入WTO之后,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勤工俭学活动可使学生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适应新形势。

  由此可见,中国大学初创之时就以制度立校。与外国大学自然产生不同,中国大学先有规章制度,后有大学的出现,是一种制度设计下的大学建立,因而确立了与生俱来的自身特点:一是确定了国家批准大学的隶属关系和大学属于国家领导的行政关系;二是大学制度的性质不是大学内部管理性质的制度,而是体现了国家对于大学的要求。由此形成了中国大学与国家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大学的生存与国家需要在利益上紧密联系,大学制度与国家体制相互依存。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史校长的办学思想指引和激励着我们奋发进取,尽快将天津大学建设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以“兴学强国”为己任 树立中国大学之魂

  (本文写于2002年 有删减)

  北洋大学是按照西方大学蓝本建立的大学,但是他的精神起点却是民族的、时代的。

  敬爱的父亲 您永存我们心中

  盛宣怀在创建北洋大学堂章程中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不仅论述了中国的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而且为中国的大学确立了办学目标,树立了“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这一精神客观反映了民族和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也成为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共同精神追求。

  □ 史绍熙子女:史君慧 史君浩

  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前身),在其奏折中提出:“臣伏维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源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浙江巡抚任道鎔在申请开办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的奏折中写到:“伏维国势之强弱在乎人才,人才之兴替视乎学术。古昔盛时,州序党庠,莫不以学为重。近日中西各国,亦务广建学舍,以励群才。盖非预储于平时,必难收效于异日。方今急务,莫先于此。”虽各个大学堂的表述词语不同,但是所要表示的办学理念与北洋大学堂“兴学强国”精神是一致的。“兴学强国”精神是中国现代大学初创时期的共同精神诉求,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元始起点,并且作为一面精神旗帜引领了中国大学的百年前行。

  今年9月,我们敬爱的父亲史绍熙离开我们16年了。父亲的音容笑貌、伏案工作的身影,还有他对事业不懈追求的点点滴滴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觉得父亲并没有离开……

  “兴学强国”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衔接和融合之中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品质。从“兴学强国”开始,抗战中的“教育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建国”,改革开放后的“科教兴国”,体现了大学精神吸纳每一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并形成自己新的内涵和在新时代的进步和追求。

  南北史绍熙 双星灿烂

  在2016年天津大学举办的建校120周年校庆论坛上,中国高教学会会长瞿振元说:“‘兴学强国’是中国高等教育与生俱来的历史责任和追求,是继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提出‘人才培养’、德国洪堡大学提出‘科学研究’之后,大学功能在中国的拓展与完善。随后,‘服务社会’这一功能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可以说,‘兴学强国’拓展了高等教育功能,提升了高等教育境界,彰显了中国大学的精神特质,改变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

  1916年8月19日,父亲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官林义庄一个普通农家。他原名为史绍华,因家庭贫寒只能让一人升入中学,父亲借用他的双胞胎哥哥史绍熙的文凭报考,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无锡中学录取。从此史绍华改名为史绍熙,与其兄同名。1960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文教群英会,有两位代表同名、同姓、同龄、同貌,一位是我的父亲,另一位是我国著名的中等教育家,常州中学校长史绍熙。这对“双子星座”的故事,一时成为教育界的美谈。

以求真务实为根本 奠定崇尚科学之风

  赤诚热血报效祖国 

  盛宣怀长期从事洋务实业,在发展经济的实践中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此才有“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深刻认识。他认为“西人学以致用为本”,中国人办西学就应该学习根本,以教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为目的。他以“实事求是”为座右铭及注重实际、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崇尚科学求真务实之风,时至今日对我们的办学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父亲中学毕业后,看到当时贫弱的国家,认为只有工业强大才能振兴民族,为了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他考入了北洋大学机械系。1939年,父亲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45年他考取了公费赴英国留学,去曼彻斯特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他1949年7月毕业,成为我国第一位内燃机领域的博士生,此后在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学院任研究员。

  盛宣怀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作出了大量的开创性贡献,不愧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和奠基人。同时,他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949年后,父亲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国效力。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学院想挽留他,劝他加入英国国籍,继续留在学院工作。他的博士生导师推荐他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但他坚决表示要辞职回国。终于,他在1951年回到祖国。父亲将全部精力都奉献给我国的教育与科研事业,培育了无数科技人才。他打破外国垄断,成功开发了全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内燃机产品,获得建国50年共和国科技丰碑与重大发明称号。

  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决定成立“盛宣怀档案中心”;1997年,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成立。这个小组的首要任务是按图书馆的文献加工的要求对“盛档”进行编目整理。小组成员每人每天编25件,耗时9年后,178633件、1亿余字的档案史料“盛档”才全部整理完成。2008年,《盛宣怀档案选编》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2015年5月,《盛宣怀档案选编》煌煌100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版发行。

  儿女心中的父亲

  据对于盛宣怀档案做过长期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夏东元教授总结,盛宣怀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功绩显著,至少有“11个第一”可以彪炳史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多前所未有。“(盛宣怀)其清末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不下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而所从事建设各端,对于国家关系之大,尤远非李、张辈所能及。”盛宣怀不仅开辟了一块块新天地,而且长袖善舞,建树颇丰。

  印象中,我们总能看到父亲忙碌的身影。他的台历和记事本上,总是密密麻麻记录着干不完的工作,每天、每周、每月的计划都安排得满满的。父亲很珍惜光阴,每次外出开会,都要带一些资料在火车上、飞机上及住宿的旅馆中继续研读。性格上,父亲心胸开阔,从不计较小事。在重大问题上,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一定坚持,即使是在“文革”当中,他都能坚持原则。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溘然长逝。他的葬礼极其壮观,轰动上海,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当局进行了交通管制。这反映了民众对于在民族危难和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盛宣怀,为国为民作出卓越贡献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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